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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，三个关键人 1942年，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，马文瑞开了一个不算玩笑的玩笑。 张国焘另立中央，闹独立，对于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来讲，有很大的损害，可是对于陕甘苏区，对于高岗、刘志丹、习仲勋这些人来讲，还是有好处的。 为什么呢？ 要是张国焘不搞独立，不跟教员反着来，不把形势搞得那么紧张，那么教员他们就不会这么快北上。 如果教员他们再晚来几天，那么整个陕甘苏区和高岗、刘志丹这帮人，早就完蛋了。 事实确实如此。 1935年的陕北肃反，差一点就把整个陕甘边的中高级干部一锅端了。 刘志丹、高岗、张秀山、习仲勋等主要领导，一个不剩，全都被关押起来了。 原26军营级以上的军官除了少数人 ，大部被缴械扣押，还有县委以上的政府干部，基本都被抓起来了。 老百姓误以为红25军是穿着八路军衣服的白区，是专门来杀红军的，连夜跑反。 原26、27军的连排班的战士们，也搞不清楚状况，看到自己的上级都被抓起来后，一个连、一个排、一个班的往外跑。 东北军等白军看到陕北红军内部出现矛盾，惊喜不已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。 陕甘边苏区党政军三大系统，这么多革命先辈们，好不容易拉起了红军，建立了根据地。 结果一夜之间被自己人“连根拔起”，整个边区被搞得一团糟，自己还被扣押等待被杀。 习仲勋回忆时说：“毛主席不到陕北，根据地就完了；毛主席晚到4天，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。” “要不是毛主席说'刀下留人’，我早已不在人世。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。” 到底啥情况？ 陕甘边苏区不是刘志丹、高岗还有习仲勋他们搞起来的嘛，怎么一夜间他们就集体被扣押了呢？还要被埋？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啥，都是哪些人在搞幺蛾子，为啥如此快准狠，不讲任何情面？ 为了把这个事讲清楚，抽丝剥茧，耐心梳理，终于拼出了这样一幅较为完整的画面。 这一篇文章咱们先把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搞清楚，全文8900字，文末给参考资料。 01 人的事情，自然要先抓关键人。 陕北肃反有几个关键人物，一个是郭洪涛，一个是朱理治，还有一个戴季英。 先记住这三个人的名字，后面有用。 我们在党史126 | 老高的奇幻漂流（二）里聊到了陕北苏区和陕甘边苏区合二为一的事。 谢子长和刘志丹是陕北党的两个代表性人物，但他俩不是朱老总和教员那种合作模式。 他俩是各自拉起了一支队伍。 刘志丹拉起了26军，在陕甘边建立了根据地，而谢子长拉起了27军，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。
图只供参考，两支队伍都围绕山区活动。 刘志丹搞兵运的事，我们聊过，借水养鱼计划是屡败屡战，最后好不容易拉起了一支队伍，组建了红26军。 1933年，陕西省委书记杜衡，这个老小子跑到红26军，将军权拿到手后，执行进攻路线，让红军去进攻位于西安附近的渭华。 这明摆着就是让红军去送死的。 杜衡心知肚明，半路撇下部队自己跑回了西安，却让刘志丹等人继续执行任务。 结果好不容易拉起的红26军一击就被打散了。 而老小子杜衡跑回西安后，跟贾拓夫还有高岗约在福盛楼饭馆开会，有叛徒告密，几个人刚在饭店里聚下，就来了一批特务。 高岗和贾拓夫溜得快，杜衡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被当场抓住，随后叛变投敌。 这次事件是陕北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。 省委被破坏，贾拓夫去了上海找中央汇报陕北的情况，随后追着博古的屁股到了中央苏区，最后又跟着红一方面军长征回到了陕北。 红军长征最后落脚陕北，贾拓夫发挥了很重要作用。 高岗则负责收拾烂摊子，先去照金根据地找部队，跟刘志丹等人汇合重建红26军，建立了陕甘边根据地。 现在我们所知的陕北党班子，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。 高大麻子也是此时跻身陕北红军高层的。 而陕北肃反时，被整肃的党政军人员，基本都是陕甘边区的人，陕北边区的党政军干部反而没啥大事，受到波及的人很少，主要也就我们开头提到的陕北特委团委书记马文瑞被针对了。 这里面有啥缘故，为啥同在陕北干革命，遭遇却截然不同呢？ 为了解答这个现象，我们要先把关注点放到陕北另一位领袖上，跟着他，我们才能找到答案。 在陕西省委被破坏，红26军被打散后，高岗、贾拓夫、刘志丹、习仲勋这些人都有明确的去处。 谢子长去哪了呢？ 02 谢子长原本是反帝同盟军总指挥。 但杜衡到了部队后，立马给谢子长扣上了“游而不击”的帽子，直接解除了他的职位，一脚给他踢到甘肃搞兵运工作。 谢子长被排挤出领导层，离开陕西后绕了一圈，最后在北平碰到了郭洪涛。 关键人物郭洪涛出现了，但这里要先介绍另一个人：孔原。 不把他和其背后的组织关系讲明白，就无法梳理清楚陕北肃反的政治和组织脉络。 孔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，中央驻北方代表，级别非常高。建国后任海关总署署长。 级别高到什么程度呢？ 可以这样讲，当时整个北方的党政军等组织，都归他管。 这个驻北方代表是怎么来的呢？ 还要从上海说起。 1933年初，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，临时中央已经无法在上海正常工作了，为了安全，博古就带着政治局迁往教员所在的中央苏区。 博古临走时，为了维持白区党的工作，以及跟当时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联系，成立了上海中央局，也叫白区中央局。 既然提到了上海中央局，就多讲两句。 这个组织成立后，政治局成员李竹声为书记，原中央秘书长黄玠然为组织部长，从苏联调回的盛忠亮为宣传部长。 1934年6月，李竹声被捕叛变，盛忠亮接任上海中央局书记。 1934年10月，盛忠亮夫妇被捕叛变。 接连两任书记被捕叛变，已经说明上海极度危险不适合开展工作，但为了维持跟共产国际的联系。 博古又任命从事秘密工作的黄文杰担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，结果没几个月又出事了。 1935年2月，黄文杰等大批干部30余人被捕，中央局机关及文委、左联、社联、中央发行科、印厂等均遭破坏，损失严重，上海中央局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。 黄文杰虽然被捕却没有叛变，国共第二次合作后，把他营救出来了，在重庆跟着博古干统战工作。 没想到命运弄人，黄文杰在重庆防空洞里躲避日本轰炸时，染上风寒，感冒发烧，直接病死了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抓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死了，这是什么？ 这就是革命。 通过从这段往事中，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： 革命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前期困难重重，但是红军后期的成功却不断在突破大家的想象。 拉开时间线，中共的崛起之路十分漫长，可你会发现中共组织体系在肉眼可见的完善，红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，而且不断地突破大家对她的预期。 一个人最后能一直赢，赢得大，赢得久，一定是建立了秩序。 而在建立秩序之前，有一个漫长到望不到头的无反馈期，99%的人都会倒在这里。 为什么中共能坚持下去？ 两个字：信仰。 四个字：坚持信仰。 你信什么，你才能做成什么。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长期执行，一个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事。 03 言归正传，孔原奉命前往北方工作后，在北平碰到了谢子长。 当孔原得知谢子长在陕北领导过武装革命，就让他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，重返陕北展开革命工作。 谢子长领命后，又找到了正在北平休养的郭洪涛。 郭洪涛又是哪路神仙？
左起，贾拓夫、郭洪涛 郭洪涛比高岗小两岁，1909年生人，他还是高岗和刘志丹的学弟，也是在榆林中学读书时期，加入共产党的。 1927年，老蒋发动四一二革命后，在山西太原参与革命活动的郭洪涛，由于叛徒出卖，不幸被捕，被关押在太原监狱里。 在那个被捕即叛变的时代，郭洪涛并没有投降，而是坚决抵抗。 1933年被组织救出监狱后，组织考虑到他被关押太久，身体虚弱，就让他去北平休养待命。 谢子长对郭洪涛讲：“我们得回去收拾这个局面，我想让你也一道回去。我搞军事工作，你搞地方工作，咱们同心协力把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起来。” 郭洪涛颇受感动，欣然同意。 但这个郭洪涛有问题，不是信仰有问题，而是性格有问题。 1933年，谢子长跟郭洪涛返回陕北，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，跟刘志丹和高岗建立的陕甘边区遥相呼应。 这两支部队，综合实力更强的毫无疑问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区，但陕北边区有一大优势，是刘志丹他们没有的。 郭洪涛他们是直接归中央领导的。 说白了，也就是跟孔原维持着联系。 1935年2月，孔原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，让郭洪涛和谢子长去南梁找刘志丹他们，要把陕北两支队伍合二为一。 双方开联席会议，按理讲实力更大的陕甘边区占优势，可郭洪涛有上级指示，直接主导了整场会议。 后来很多人回忆，郭洪涛就是冲着夺权来的，一上来就把高岗的政委职位给撸掉了，随后狂喷刘志丹等人右倾。 是不是夺权不清楚。 但郭洪涛这个人的做事风格很像“王明”。 1934年，谢子长和郭洪涛领导的陕北特委，就已经跟刘志丹他们接触过一次了，非常看不上刘志丹和高岗。 实事求是来讲，郭洪涛并不是故意找茬，他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。 他在监狱里待了很多年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他是凭借什么熬过了五六年，而不投降？自然是不断强化自己对革命的信仰。 再加上，他没有经过艰苦的兵运工作，没有被残酷的现实反复折磨过，心气是很高的。 所以他的标准很高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 而高岗他们摸爬滚打，为了生存下去身上确实有一些游击风气，干事情也比较贴合实际，懂得变通，可这种变通在郭洪涛眼里，就是右倾。 因此，等郭洪涛回去后，就陆续给孔原，给上海中央局写密报，讲刘志丹他们的坏话。 郭洪涛把陕甘边区的问题讲的很严重，几乎每个人都有黑状，有问题。 刘志丹家是地主，父亲是民团团总，他一贯的右倾，是白军军官，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; 1933年红二十六军被搞垮，不仅是杜衡的错误，也是刘志丹的责任; 刘志丹、高岗恢复红二十六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，他们是梢山主义、逃跑主义、富农路线；（梢山是西北方言对山区的称呼） 高岗政治上弱，没有能力，文化程度低，调皮捣蛋最不老实，还开过小差; 张秀山、习仲勋是老好人，没有什么能力，跟着瞎跑； 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后，一年多没有回来，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，有极大问题。搞半天原来是郭洪涛嫌弃马文瑞请示汇报少了，怀疑他有异心，才把他也扣下了； 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，西安来的都不可靠； 还有张文华、李西萍等都是右派，都是通过红二十六军和西安的关系上来的。 总之，在郭洪涛的报告里，整个陕甘边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，无一例外，都有问题。
要么是右倾，要么就是潜在的反革命。 孔原一听，这还得了。 革命年代，最需要的就是信仰坚定的革命干部，所以对这些东西额外看重，然而任何事都是一体两面。 在现实中，你越需要什么，往往就是你的弱点所在。 问题如此严重，不管真假，都要派个得力人手来西北调查一下。 于是，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孔原，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。 这两位是带着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成员的偏见，背负着“改造”、“整肃”任务来的。 来者不善。 率先抵达陕北的是朱理治。 04 1935年6月，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会师。 6月底，教员领导的中央红军，跟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大会师，双方在两河口召开会议。 此次会议上，张国焘有意打听中央红军的情报，当他得知红四方面军实力可以碾压中央红军后，老张的野心像野草一样，止不住地滋长蔓延。 与此同时，陕北根据地的肃反也即将拉开帷幕。 大正统井冈山，小正统陕北，就像两条奔流不息的长河，一条从黄土高坡绵延而下，一条从罗霄山脉蜿蜒而来。 两股河流能汇聚吗？ 必然！ 但在此之前，还有一番波折。 7月，朱理治从河北出发，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，抵达延川县永坪镇。 紧随而来的还有国民党追兵。 1935年8月，蒋介石调集了东北军、中央军和陕甘、宁、晋、绥五省军阀杨虎城、马鸿逵、马鸿宾、傅作义等军队，共十万余人马。 老蒋自任“剿总”总司令，张学良为副司令，分五路向陕北、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“围剿”。 大军压境，理应团结一致对外才是，可革命的残酷性就在这里。 朱理治作为率先抵达的中央代表，他有查清事实的责任。 他的判断将会影响此后的决策。 但朱理治原本就是带着偏见和上海中央局的肃反任务而来，上来派他来时，还强调可以依靠郭洪涛。 你想想，偏见是怎么形成的？ 偏见源于时间和信息不足。 朱理治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上海中央局，而上海那边因为郭洪涛的秘报，确信陕甘边区存在着极其右倾的情况，确信地主出身的刘志丹有问题。 朱理治打心底里就不相信刘志丹，可他又没有更多信息源来纠偏，他甚至都不清楚中央苏区发生了什么，更不清楚教员他们长征了，自然而然就掉沟里了。 偏见是一把双刃剑。 事实上，偏见最容易伤害的人，不是别人，往往就是自己。 在已经预设观点的情况下，无非罗列证据，以加强自己的观点。 后来被认为是高岗麾下五虎上将之一的张秀山回忆说，在第三次反“围剿”开始前，朱理治带着北方代表指令来到陕北。 “他来后，没有和红26、27军的干部谈过话，没有和刘志丹、高岗、惠子俊、崔田夫和我谈过。当时，他和我们是住在一起,一道吃饭，但没有谈话。他只和郭洪涛谈，有时我去碰见了，他们就不讲了。” 郭洪涛天天跟朱理治谈些什么呢？ 郭洪涛把那些黑材料都跟朱理治讲了一遍，信源就是郭洪涛，结果朱理治又找他来验证信息，可不就闭环了。 最后朱理治把谈话内容，也就是所谓的调查内容，写成了两本材料，一本英文，一本是草写的。 张秀山讲： “我对他们这种做法很不理解。” 朱理治后来也有辩解，说他起先是有很多怀疑的，并不是听信郭洪涛一言之词，而是刘志丹他们有些地方做得确实不好。 哪些地方不好呢？ 比如说开会的时候，朱理治当面指责刘志丹等人右倾，“枪杆子万能”，犯了梢山主义。 随后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，定下了当年李德在中央苏区的策略，提出要“全线出击”，“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”。 朱理治还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任务：巩固陕北、陕甘边苏区，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，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地。 这个饼画不仅大，还毫无根据。 张秀山当场就怼了朱理治，你一边瞧不起枪杆子，另一边又给枪杆子安排了这么重的任务，这不是矛盾嘛？ 确实矛盾，而且没有道理。 有的同志听后议论说：“我们现在有这个力量吗?” 刘志丹笑着开了句玩笑说，“这是小寡妇梦男人——空想”。 你一言我一语，搞得朱理治下不来台，碰了一个软钉子。 而他布置的任务，又脱离了陕北实际，早就吃过亏的陕北党，根本不愿意去执行他的命令，有消极抵抗情绪。 所以在朱理治眼里，陕北党右倾实锤了。 05 朱理治，认定刘志丹他们确实是右倾后。 开始筹备肃反。 但无论谁，坐在高位，都得靠大家给面子的。 支持朱理治的人几乎没有，没有可依靠的力量，就没能搞起来。 1935年9月初，孔原派来的聂洪钧终于抵达陕北，他跟朱理治两个人组成西北代表团。 朱理治任代表团书记，将陕北党政军最高权力收归旗下。 聂洪钧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，朱理治肄业于清华大学，论起来，这两个人确实根正苗红，都接受过高水平教育，理论功底扎实。 论经历也算是经过考验的革命战士。 1927年八七会议后，聂洪钧原本是既定的鄂南农民革命军总指挥，负责领导鄂南秋收暴动，但行动前被派往苏联学习，1929年回国后主要干军事工作。 四一二政变后，在一片白色恐怖氛围中，朱理治火线入党，此后一直在白区党工作，来陕北前他是河北省委组织部长。 他俩的级别虽然高，可毕竟是空降兵，唯一能依靠的人就是郭洪涛。 郭洪涛很想推动肃反，把高岗、刘志丹这批人给弄下去，可没能推下去。 带兵的谢子长于1935年初病逝了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事情可能不会如此发展，但历史没有如果。 在西北代表团成立后，陕北肃反的理论基础，和政治条件都已经具备，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。 刘志丹他们要是不服，带兵反扑怎么办？ 没有军队作为支撑，这是朱理治等人迟迟没有发动肃反的主要原因， 但这个顾虑，很快就被打消了。 1935年9月15日，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陕北，并顺利跟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师。
军事支撑来了。 起初，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对红二十五军的到来非常期待，他和刘景范等人还亲往永宁山迎接。 但习仲勋不知道的是，这支部队有着很浓厚的“肃反”情节。 红二十五军是四方面军的队伍，而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时候，就大搞肃反，并培养了一大批肃反骨干。 红二十五军里的肃反专家，不是徐海东，而是政委戴季英。 早在鄂豫皖苏区的时候，还是副军长的徐海东，就被戴季英盯上了，要不是时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给他讲了一句话，早就被扣押了。 哪怕是在长征的路上，红二十五军的队伍里还关押着几百个“反革命”。 希望变失望，也就是一瞬间的事，等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后，也就预示着陕北肃反正式开始了。 为了推动肃反，第一步就是调整组织架构。 撤销西北工委，成立陕甘晋省委，朱理治为书记，郭洪涛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。 撤去刘志丹的西北军委主席之职，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，戴季英为参谋长兼陕北保卫局局长。 随后将红25、26、27军各改编成一个师，组成红15军团，徐海东任军团长，程子华任军团政委，刘志丹任副军团长，高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。 下一步是削弱原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实力。 组织架构调整完之后，先是让刘志丹把他们还不容易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十几挺机枪，都调给红二十五军，理由是刘志丹他们不会使用。 再下一步就是抓人了。 06 肃反分前后方，前方由聂洪钧负责，后方由朱理治负责。 1935年10月1日这一天，他们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、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、黄子文、江旭和李西萍5人。 10月2日，戴季英又派人逮捕了张秀山。 其后，戴季英大搞逼供信，严刑拷打张文华、蔡子伟等人，被提起来打时就供认，被放下来后就翻供。 但戴季英是搞肃反的老手了，只要嘴里蹦出来一个人名，他就去抓人。 肃反材料上讲，“刘志丹是白色军官，是地主成分，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”。说“高岗历史上有问题；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；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”；“杨森、杨琪是土匪头子”等等。 这样刘志丹、高岗等人，全都被认定为右派反革命。 不管真假，只要上了名单，就要先关押起来查问清楚。 于是，朱理治与郭洪涛商议把刘志丹从前线调回软禁起来，就让人写了一封密信送到前方，让聂洪钧等人将刘志丹和高岗他们骗回后方。 这跟井冈山时期，龙超清他们诱杀袁文才和王佐，套路是一样的。 有关袁文才，你想知道的都在这了 刘志丹确实是个英雄人物。 送信的人不知道信里写了啥，路上碰到了刘志丹，就把信直接交给他了。 刘志丹一看，原本是后方要抓捕他，他倒也光明磊落，直接骑着马主动回到了瓦窑堡，束手就擒。 其实还是挺悲壮的。 陕北肃反时，前线刚打完一场战役。 我们之前在党史125 | 老高的奇幻漂流（一）里提到的高岗赤臂战劳山，就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事。 别人要是说高大麻子作风不正，管不住裤裆里的兄弟，他只能认了。 可要是说他是右倾反革命，他一百个不服。 作为政工干部，不待在指挥部指挥，却跑到前沿阵地脱光上衣，不顾生死，赤臂跟着战士们一起冲杀。 这能是为了什么？ 依我看，可能是出于表达自己的不满，用这种方式回应朱理治他们的污蔑。 说我是反革命，老子敢在战场上不要命厮杀，你敢么？ 你见过这样的反革命吗？ 高岗的这种泼辣作风，确实很有感染力。 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啥刘志丹牺牲后，西北党的同志都服他。 人格魅力这种事，不好说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 高岗虽然作风不咋样，可他这方面确实有两把刷子。 07 肃反开始后，抓人的速度非常快。 短短几天就出现了我们开头的那一幕，整个陕甘边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干部，都被抓起来了。 张秀山回忆说，当时他被严刑拷打，让他吐露刘志丹的罪证，但张秀山宁死不屈，戴季英说他是“粪坑里的石头”。 再度提审时，几度昏死后他仍旧激愤地说：“我死，没有问题！二十六军创造不易，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。” “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！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！" 其哭声远达内外，连看押他的保卫局人员也震动不已。 这里有一个问题： 陕北肃反后，大批战士开小差，可为啥高岗、刘志丹、习仲勋这些主要领导干部，一个都不跑。 不仅不跑，反倒纷纷束手就擒呢？ 这正是肃反的悲哀之处。 不管是发动肃反的人，还是被列入肃反名单的人。 不管是杀人者，还是被杀者，都认为自己是在从事着同样的革命事业。 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是为了革命。 有人讲，你说的不对，这不明摆着是争权夺利，自相残杀嘛。 持这种简单观点的人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过烧，那种40℃往上的高烧？ 当人体感染病菌后，为了抵御病菌在身体内的扩散、繁殖，我们身体会开始提高体温，以支持免疫系统干掉病菌。 发热的具体原因，我不清楚，但现象估计都看过。 当人开始发高烧的时候，在三十八九度，人还能抗住，但发热要是超过一定温度和时间。 不仅病菌要倒霉，连健康的细胞都会跟着倒霉。 发高烧把脑子烧坏，或者对身体造成不可逆损伤的大有人在。 可见，免疫系统要是上头了，为了消灭病菌会无所不用其极，是不管身体死活的。 举这个例子，不是为了给肃反扩大化正名，而是要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。 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，这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规律。 很多事情，你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评断，否则你就会误判很多事。 竞争优势和某些遗憾，往往是同时发生的。 我们现在回看当时的那段历史，会止不住的疑问。 一个边区的所有高级干部都有右倾错误，都是反革命，这不明显扯淡嘛，这么明显的错误，都看不出来？ 不是看不出来，而是当时的很多人都“病了”，得了“左”倾主义幼稚病。 脑子里就跟插着热得快一样，热得过火，那时还没有可靠的降温手段，制度并不健全。 但革命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变革，更是对自己的改变，如果不懂得及时止损，迭代前进，那前方等着你的只有失败。 可见，要想革别人的命，就得先革自己的命。 现在回看陕北肃反，确实有很多偶然性因素，前方的部队在准备哗变，后方在准备杀人。 旦夕之间，陕北根据地就会分崩离析。 彼时，由于前方军队里的肃反目标性非常强，就是冲着红26军和27军去的，搞得军心完全动摇。“军队一连、一排、一班地逃跑，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,恐怖、怀疑、准备暴动。” 时任81师师长的贺晋年讲，我们就要同25军他们打起来了。 后方，“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，每间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。 “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，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埋掉我们这些人。”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作用，两条大河合流。 1935年10月19日，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吴起镇。 毛泽东，抵达陕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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